2020年之后，“超额储蓄”成为我国金融数据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也成为业界关注和多番讨论的焦点。
我国3月金融数据显示，3月居民新增信贷约1.24万亿，为08年数据以来次高。于此同时居民存款依然保持18%以上增速，为10年以来高点。存贷差略有回落，但疫情爆发以来积攒的“超额储蓄”尚未出现显著释放迹象。
“超额储蓄”的挑战是什么？
超额储蓄将带来投资不足、消费不足，贸易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若“超额储蓄”长期化，将成为经济疲软和通缩的的深层次原因。
目前发达国家中，有两个国家正在经历超额储蓄的问题，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德国。
2010年至2019年，日本私人部门总储蓄平均占GDP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29%。这一比例远高于德国的25%，远高于美国的22%和英国的15%。
这两个国家拥有强大制造业和结构性过剩储蓄，但德国有一样日本没有的优势：欧元。
基本思路：增加投资
消耗储蓄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衰退，另一种则是增加投资。
当然，任何理智的政策制定者都不会试图通过经济衰退来消除过度储蓄，相反，他们会选择旨在将储蓄吸收到生产性投资或降低国家储蓄倾向的政策。
在市场经济中，储蓄和投资往往相互依存。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储蓄水平与其投资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当一个国家的储蓄水平高于其投资水平时，该国就会出现储蓄过剩，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反之，当一个国家的投资水平高于其储蓄水平时，该国就会出现投资过剩，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和经济不稳定。因此，一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日本私人部门的投资占GDP的21%，相减之后，储蓄盈余仍占GDP的8%。相比之下，德国的私人储蓄盈余平均为GDP的6%，美国为5%，英国则接近于零。
日本：低利率政策
在消除超额储蓄这件事上，日本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做的是维持总需求，比如维持超低利率，旨在增加私人投资，以减少私人储蓄。
自1995年以来，日本央行的短期利率一直维持在0.5%甚至更低。
而刚刚上任的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也表示，日本当前货币政策的两大支柱——负利率和控制收益率曲线——仍然是适当的。
日本央行的做法有一定的成果：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政府投资超过储蓄的关键吸收（和抵消）盈余私人储蓄。这些赤字从2010年至2019年平均占GDP的5％。平均3％的GDP通过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流入到外国资产的净收购中。
但实际上，日本的私人储蓄盈余，尤其是企业储蓄盈余，仍然巨大。
事实证明，日本央行摆脱通货紧缩的努力有限，但如果没有这些努力，紧缩可能严重得多。
德国：更多投资
相比之下，德国同样也在进行投资，但欧元成为其胜于日本的优势。
从2010年到2019年，德国净收购的外国资产平均占GDP的7%。这使得私人和公共部门都有储蓄盈余，并在相当高的经济活动水平上平衡总供求关系。
FT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指出，这种方式之所以难以复制到日本，有两个原因：
其一，贸易顺差与美国的重商主义发生冲突。
其二，日元汇率会面临巨大的上涨压力，加剧日本的通缩压力。
实际上，如果没有欧元，德国的汇率机制的危机会迫使德国马克大幅升值，使德国经济进入通缩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Wolf指出，要解决日本的超额储蓄，还有一个替代方案是采取结构性政策，旨在降低企业储蓄在经济中的极高份额：
这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工资太低，利润太高。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提高公司利润税率，同时允许全额投资抵扣。还可以找到其他方法，比如将利润分配给员工。
但目标是明确的：将过剩的利润转移至消费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