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无法天然消解一个个具体问题。就像掀开华丽的袍子，也不得不面对底下爬行的一只只虱子。
一方面，由气候变化议题驱动的政府关注、金融投资、企业行为变得越来越密集。
“最近中央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请我们提供一些评估材料，其中就考虑到气候变化会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风险敞口，要求加强金融领域的气候风险分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告诉华尔街见闻。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6210亿美元，同比增加了3240亿；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到7500多亿美元，5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3000亿。这两个维度，中国都位列全球第一。
理想模型中，一套“绿色”的资金支持系统能够从底层引导整个社会深入“双碳”变革。然而，快速膨胀的气候投融资数字背后，资金真实的流向依然晦暗不明。
缺乏科学、细腻的监管和评估，真实“含绿量”现在还只是不透明的“绿匣子”。
看不清的“含绿量”
符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原则的投资大受欢迎。于是，商业利益驱使下滥用概念、阳奉阴违的“洗绿”行为也在世界范围内泛滥。
2021年年初，欧盟委员会首次公布了一项聚焦于“洗绿”的网络扫描数据。该扫描分析了服装、化妆品、家用设备等不同行业在欧盟地区的线上营销，结果显示有42%的产品环保声明涉嫌夸大或欺骗。
瑞士绿色和平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袁媛长期跟踪国内外的“洗绿”现象。
“前几年说到‘洗绿’多数是指实体企业，比如说一些看似绿色其实污染严重的技术，在碳相关的语境下有一些依赖碳抵消路径的企业以绿色自居，实际是通过大量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等行为来意图抵消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被我们认为是有洗绿嫌疑的。”她对华尔街见闻表示，然而近几年，国内外共同的趋势是开始防范金融机构“洗绿”。
她的团队以“环保”“低碳”“ESG”“碳中和”等关键词，筛选出国内头部资管公司发布的30余支A股偏股型主动公募基金产品，并对这些产品截至2021年底公布的前10大股票持仓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这些可持续主题的基金产品中，有超过半数存在针对高碳行业的投资，接近20%的基金没有公布持仓比例。这意味着仅有四分之一产品的投资标的与可持续的产品主题完全匹配。
“金融系统受到气候相关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影响，资产配置分布在多个行业，面临的风险是更加复杂的。”袁媛如是分析金融“反洗绿”受广泛国际关注的原因。
被低估的风险
在宏大叙事的裹挟下，究竟什么才是ESG的“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一份由欧洲央行体系金融稳定委员会参与编写的《金融稳定评估》最近指出，在最大的几家指数供应商中，只有不到20%的情况下共同认定一只基金是ESG，彼此之间的分歧程度相当之高。
根据加拿大可持续金融研究所的调查，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数据质量较差，仅有6%的受访者，包括资产管理公司、研究人员和贷方，对可通过公共和商业资源访问的可持续发展相关数据的可用性“非常满意”。
德勤的一份新报告也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消费行业高管中，只有3%的人认为其公司产生的可持续发展数据与其财务数据同等可靠。
具体到国内，这只藏在“双碳”热潮下的“绿天鹅”很可能被严重忽视。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管理学院首席代表柳云虎告诉华尔街见闻，目前国内企业和机构在ESG的实施方面尚未成熟，百强性企业有所开展，大部分企业还没有落实实施，所以看得见的“洗绿”现象并不算多。
“当前是缺少ESG方面有关联强度的政策要求的，如果有关联政策要求出台，很可能会增加‘洗绿’现象的浮现。”他解释道。
袁媛也对华尔街见闻强调，国内企业和机构数据的透明度较低，目前非财务报告特别是ESG报告的真实性和强制验证机制是缺少约束的，“在现有政策框架和方法论下，要识别‘绿色项目’或‘绿色公司’本身就是很困难的，这让‘洗绿’问题变得更加隐蔽。”
全球围剿进行时
尽管如何定义“洗绿”还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评估系统，从有关产品的可疑声明，到与表面不符的气候基金，全球监管头脑们已经在持续加大对企业环保声明的审查力度。
尤其是面对风险结构更复杂的金融“洗绿”，监管层频频出手，开始对资本念紧箍咒。
6月1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启动了对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门的ESG共同基金的调查。该民事调查集中于深入研究业界如何包装和营销ESG投资，是否存在资讯披露失误或涉及更严重的“洗绿”行为。
SEC还在网站披露了一则监管公告，指控纽约梅隆资管存在ESG信息披露不当，并称梅隆资管最终选择缴纳罚金150万美元以达成和解。
更早些时候，德国当局突击搜查了德意志银行及旗下资产管理公司DWS集团的办公室，声称其夸大了资金的绿色性，雷霆之举令整个金融业不寒而栗。
更系统性、全局观的管理则主要体现在积极立法层面。SEC上周发布了一项用以杜绝金融行业“洗绿”的计划，包括要求专注于环境因素的基金报告他们投资的公司的碳足迹和强度。其中提到的名称规则和ESG披露规则都反映了拜登政府SEC的更广泛议程，旨在通过实施法规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瑞士资产管理协会 (AMAS) 近日亦宣布对“洗绿”零容忍，声称正在制定基于自我监管的可持续资产管理行业指南，并将对协会成员具有约束力。联邦委员会指示财政部则在年底前就如何避免“洗绿”提出立法。
华尔街见闻注意到，在国内绿色金融起步发展至今的二十多年里，尽管规范性文件和行业准则早已问世，法律法规仍然停留在宣示性、建议性阶段，并且发布于久远以前，缺乏研判的专业性，与当下的新常态不相兼容。
最近的几份文件中，来自去年底中国生态环境部顺势发布的《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被业内视作“仅仅是粗线条的”。
监管之困
“至少需要明确针对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信息的细节，否则，重点控排行业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口径将会不一致、数据不连续、难以跟踪控排企业的实际减排情况。”袁媛建议，《准则》还应该补充对公司披露融资资金的具体用途、项目周期等细节，否则可能影响披露结果的可比性。
“关于衡量融资所投项目是否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或环境问题的标准，现在来看也还是缺乏的，这可能导致无法正确评估企业融资是否存在‘洗绿’问题。”
在这场面向可持续未来的人类共同行动中，国内外监管面临一个相似的难题：ESG涉猎的领域极广，相关部门之间在认定标准、配套政策、业务监管等方面容易产生差异和重叠。
比如美国绿色金融监管机构就眼花缭乱，除了SEC外，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环境保护局、财政部、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内设碳市场监视办公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碳市场效率委员会等。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市场也概莫能外。
这些国家基本确立了一套协同监管机制，比如英国是由央行英格兰银行负责统筹监管，英格兰银行下设的审慎监管局（PRA）和单独设立的金融行为局（FCA）共同负责绿色金融微观审慎监管。
而早在绿色金融起步之初，中国已经高度重视构建跨领域的监管协调制度，只是在实际践行环节的弹性不够高，也许一个更高层级牵头的监管统筹机制能够带来改变。
柳云虎对华尔街见闻建议，可以先由官方主要负责部门制定一个暂行版的执行标准，或是由主要相关的社会组织负责执行监管标准的课题，来实施对社会层面的执行。
“这样有助于了解一线实际情况，也为后续更完善的监管标准打下基础，也是为了保证此项工作持续发力和开展执行下去，不至于使得各方面在追求经济恢复的同时忽略该项工作。”他特别强调，“因为这是一项必须性工作。”
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首次提出银行保险机构最终需要实现碳中和，特别是强调了要考核资产组合碳排放（指“范围三排放”，包含了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量）的强度，在国内政策中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的“洗绿”监管升级、落地也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