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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基金总经理程涛:越南制造业崛起与中国产业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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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16 15:35

2022年4月份,国内公共卫生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一则“越南出口超越深圳”的新闻,引发国内产业界广泛关注。作为中国的近邻,越南制造业近年快速崛起,甚至被蒙上了一层世纪初中国的光环。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共有四次大的全球性产业迁移过程。这一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越南制造业崛起与中国,在东亚的时空里交错,到底是此消彼长还是优势互补?本期,湘财总经理,湘财长顺、湘财长源基金经理程涛,携湘财基金首席策略师包佳敏一道,为您剖析全球产业迁移的历史规律,洞悉长周期里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正走向世界舞台!而这也正是我们未来看好的方向。

程涛  经济学博士、现任湘财基金总经理,湘财长顺混合发起式基金、湘财长源基金经理。主动经理-“均衡派”代表人物,投资理念上主张优选“便宜的好货”,注重个股与组合的最优风险收益比,谋求输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超额收益。他也是中国界少有的至今活跃在投资一线、以权益投资见长的基金公司总经理。

在他带领下,湘财基金以近3年97.11%的超额收益率,位列全行业131家基金公司的第22位;以近2年34.04%的超额收益率,位列全行业140家基金公司的第35位;以近1年13.36%的超额收益率,位列全行业155家基金公司的第10位(-基金公司权益类基金超额收益排行榜,截至2022年6月30日)。

2022年以来,受公共卫生防控反复影响,国内产业链外迁的说法甚嚣尘上,尤其是国人对部分产业链转向越南、印度的担忧加剧。然而,从全局来看,近几年迁出的产业尚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业链为主,我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高端产业链发展稳定,甚至仍有外资迁入的情况。即便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防控形势,今年前5个月,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仍高达22.6%。显然,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并非简单的产业迁移,而是产业链持续升级过程中,自然出现的资源优化和再配置过程,这也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越南制造业近年来的崛起,或许正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过程——越来越多中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走向广阔世界舞台,参与国际尖端竞争,进而成为伟大的全球性企业!

一、历史上的四次全球产业链迁移

从全球范围来看,产业链的转移和变迁是每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持续发生改变,而产业升级会逐渐淘汰低附加值的环节。

随着中国三十余年来高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当前正趋于减弱,产业体系升级的重要性越来越紧迫。纵观历史,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有过四次大规模的产业链转移和再布局,不同国家间的分工得到了极大深化。

·第一次产业链的大范围转移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为中心,转移至欧洲大陆与北美地区,间接促成德国、美国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发生在二战后的20世纪中期,纺织、钢铁等低端制造业,从美国向联邦德国、日本转移,客观上辅助了其战后恢复。

·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由日本和欧美国家发起,“亚洲”(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成为承载方。

·第四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至2008年全球经济大低谷前,中国成为全球的最大受益者,大量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中国扎根,中国升级为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五轮产业链转移,自2008年全球经济大低谷后开启,目前仍在进程中,特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部分企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这也是当时中国主动选择推动的进程,叠加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因素,公共卫生防控近两年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从国内产业的演化历程来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化工品、机械设备、运输设备、纺织品等占全球份额持续上升,并在2020年创出新高。然而,服装衣着、鞋靴、箱包、家具、电子通信设备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全球出口份额,在2015年左右触顶后缓慢回落,反映出中国产业外迁的大趋势,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自然结果。一方面,服务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中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吸引外资的优势趋弱,而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和占比上升。

历史上,前四轮全球产业转移均属于跨国企业,根据各国生产要素差异化自发形成的产业迁移。而本轮转移更多受外部局势变化的影响。截至目前,我国向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主要是产业链短且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服装、轻工家具、低端组装环节为主,仅有手机零部件组装制造等少部分科技类企业转移到越南,科技含量更高的高端制造业基本仍留在国内。

从背后原因来看,本轮产业迁移主要源于近年来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也使得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成为必然结果——东南亚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及更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基数。这一趋势自2008年已经出现;然而,也毋庸悲观。一方面,人力成本不是产业链运营的全部评估因素;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素质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开始出现,在全球众多高端产业链中,中国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中国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物流运输和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等,依旧是“世界工厂”重要条件且无法被取代。历史上,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替换低附加值产业的过程,这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应充分利用工程师红利,在下一个长周期开启前,完成技术进步,从而在更多的高精尖行业中掌握话语权。

二、东南亚尚难承接中高端产业链

近几年,东南亚国家的国外直接投资规模整体维持高速增长,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产业链条短的加工制造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大趋势。目前来看,东南亚国家当前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配套能力,中短期内尚不足以竞争性承接中国完备且极具厚度的中高端产业链的产能。东南亚各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招商政策以及部分资源方面:

·人口较年轻,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泰国和中国2018年相似,越南相当于中国的2001年,其余国家同样较年轻,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东南亚各国为吸引外来投资,对外资企业都采取了不同水平的低税率或免税政策。

·资源禀赋方面,印尼各项能源产量较为领先,马来西亚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泰国天然气生产具备优势,越南则实现了原油净出口。

然而,东南亚各国的劣势也很明显,比如劳动力素质显著低于我国,产业链配套存在巨大空白,可利用土地面积不足中国一半,基本没有高速铁路、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稳定等等,这些都显著制约其承接中高端产业链的能力。

越南无疑是本轮我国产业迁移中获益较多的国家,年初以来越南对中国存在一定的出口替代,但预计全年对于我国出口数据的影响较小。从未来看,短期内越南对我国个别产业竞争加剧,而中长期更可能以合作共赢为主基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南经济迅速增长,尤其是1986年的革新开放政策,成为其经济出现拐点的重要推手。2021年越南GDP为3662亿美元,约是1990年的45倍。从人均GDP上看,越南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从看,第一产业约占GDP的20%,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相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外资持续投入和产业转移使其经济迅速成长。截至2021年底,越南共吸引外资约4000亿美元,主要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维京群岛和中国大陆,占比超过75%。尽管美国近来年加大了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RCEP框架下的国家,对越南经济的实际影响更大。数据上看,越南正逐渐成为中国产业链的下游国,进口中国的半成品并加工至成品出口欧美消费国。因此,中越存在产业链上合作的基础。当前来看,劳动力成本低是越南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核心优势,从其人口结构来看,以其当前的劳工成本和工资增长斜率测算,人口红利窗口期或可维持10年左右时间,届时服装、家具、电子设备组装等工厂可能会出现迁出趋势。毕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并非越南所独有,东南亚、非洲及拉丁美洲正等待着下一轮全球产业迁移浪潮的来临。

2022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供应链快速修复,出口维持高景气度,对我国的产能表现出了一定的替代效应,但这主要源于公共卫生防控扰动的短期影响,并没有改变我国外商投资稳步增长、出口数据长期向好的趋势。2022年初至今,我国出口边际转弱但韧性尚存,一季度外贸实现平稳开局,4月受公共卫生防控冲击及外需回落的双重影响,出口显著下行;5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大幅改善至46.2%,随着国内形势好转,企业生产信心恢复,出口订单交付水平迅速回升。因此,公共卫生防控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下半年出口的韧性仍然可期。当前,国际形势导致的供应链问题还在持续,欧美等国的物价普遍上涨形势仍维持高位,我国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出口有望在下半年迎来快速恢复,此后即使全球需求回落,仍可预见两位数的增长。

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来看,年初以来东南亚整体维持高增长,但未显著超越原有的趋势线。中国的外商投资规模亦稳步增长,近三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实现了总量、幅度和占比的全面提升。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占全球比重达到创纪录的15%;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一万亿人民币,达到1.15万亿,增速14.9%,近十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高技术产业占比首次超过30%。因此,公共卫生防控扰动只是短期影响因素,不会对当前外资产业投资趋势造成明显,市场担心的外资大幅撤离中国现象并未发生。

总而言之,中低端产业链的外迁是我国自身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与之相对,近10年外商明显增加了对中国在科技研发、商业消费等服务业的投资,制造业上的投资占比明显减少;近年来外商更愿意投资消费和科技等中国更有优势的产业,而逐渐降低对低端制造业的投资比重。

三、中国面临产业升级新机遇

中国正处在一轮重大的产业升级进程中。一方面,国内新增人口数量持续回落,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另一方面,新增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已达2.18亿人,工程师红利越来越强劲。2020年,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68720件,16.1%,稳居世界第一。因此,我国未来将逐渐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越来越多专精特新企业崛起,成为国际上各细分赛道竞争的“隐形冠军”。在“碳达峰”、“”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大前提下,中国将进一步扶持更多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从而在全球产业链顶端上掌握更多话语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端制造业迁入中国:

·2018年7月,特斯拉确定在中国建立“超级工厂”,这是首个外国制造商在中国独资建厂。这也中国在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产业配套网络齐全,市场规模巨大,“超级工厂”有望成为东亚区域汽车产业链合作的枢纽,加速中国汽车产业革新进步。

·2020年4月,广东惠州乙烯项目正式开工,这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世界级化工综合体项目,投资总额高达100亿美元,同时也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

·2021年7月,霍尼韦尔宣布与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旗下的上海宝氢气体工业有限公司达成合作,为其提供先进的氢气净化提纯技术和解决方案,推动氢能在中国市场的生产与开发,促进钢铁行业实现。

此外,还有来自生产服务业的外商投资:

·2021年12月,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马士基宣布,将以36亿美元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的合同物流公司利丰物流,利丰物流全球范围内有1万名员工,客户网络遍布全球,每周订单能达到100万份。

综上所述,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其在产业链上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影响有限,长期来看存在互利共赢的可能。东南亚国家当下主要在劳动力成本和招商引资政策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在劳动力素质、技术研发、产业链配套、物流体系等诸多方面尚存在明显的劣势。就当前来看,人工成本较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部分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一定的转入动力,以纺织服装、轻工家具和部分电子组装行业为主;但对于配套供应链较长的科技类企业而言,受制于供应链的长度和广度,短期内实现转移的难度较大。比如,电力机械、化工产品、运输设备行业等,对上下游产业协同、基础设施和工人素质等要求较高,而东南亚国家在这些方面较为欠缺。这些难以外迁的产业占中国总出口比例高达38%,且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仍在不断提升。无论从短期公共卫生防控冲击来看,还是长期产业链迁移来看,这部分产业链转移的可能性都较小。

与中国相比,东南亚地区经济体量和出口总量仍然较小,短期内承接新转移订单和产业转移的能力都有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产业从中国外迁之后,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存在进出口贸易关系。更为现实的图景是,一个繁荣的东南亚,既可以让中国享受其在开放政策、人口红利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又可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组的当下,实现双方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我国当前面临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部分国家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通关便利性和贸易顺畅度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还有助于减轻企业在贸易成本层面的压力。

如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叠加公共卫生防控等因素,全球供应链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国人所普遍担忧的产业外迁,其实质是中国背靠自身的工程师红利,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产业升级过程。既顺应了我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同时也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成本抬升、国外市场营商环境变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在当前全球供应链进入新一轮重构的大趋势下,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之一,正以自身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产业链能力、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产业跨国公司前来投资,有望助力中国站到世界产业链更为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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